新时代粤剧艺术的孳乳与新变

当下是我们观察粤剧不断新变的时间窗口。如果不是以刻舟求剑式的心态来感知粤剧的变化,我们会获得很多关于粤剧的新的资讯。尤其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逐步实施,粤剧艺术的各方面的资讯会得以不断整合,形成新的认知框架。近日读到罗丽新著《粤港澳大湾区戏曲影视发展路径研究》,愈发觉得重构粤剧艺术的认知框架十分必要。

  过去关于粤剧艺术的认知框架是以“舞台艺术呈现”为单一主体的艺术史建构。这自有其必然性,无他,没有舞台(哪怕是临时搭建的戏棚),何来粤剧艺术?然而,随着粤剧电影、粤剧电视剧等粤剧新颖形态的出现,舞台的单一主体性受到挑战,其“唯我独尊”的地位逐步被消解,再用“胶柱鼓瑟”的姿态来守护过去关于粤剧艺术的认知框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粤剧艺术的传统形态与新颖形态构成我们的新的认知框架的主体,不再是单一主体,而是复合型主体。《粤港澳大湾区戏曲影视发展路径研究》一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粤剧艺术新颖形态的独到视角。

  该书分为五章,依次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传统与戏曲传播,粤港澳大湾区戏曲影视概况,粤港澳大湾区戏曲影视发展史,粤港澳大湾区戏曲影视的当代实践,粤港澳大湾区戏曲影视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笔者通读全书,觉得著者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即粤剧电影、粤剧电视剧、粤剧相关影像作品(含艺人传记片、粤剧艺人访谈节目等)论述了粤剧艺术的孳乳与新变,着眼于粤剧艺术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孳乳出与舞台呈现密切相关而又不等同于舞台呈现的新颖形态,这些内容正是我们构建关于粤剧艺术的新的认知框架的重要部分。

  “粤港澳大湾区戏曲影视发展路径”是一个新话题,如果做出话语转换,所谓“大湾区戏曲”主要指的是粤剧,故而该书聚焦于粤剧,是符合此一话题的具体语境的。

  粤剧电影,指以粤剧为主体的戏曲艺术片,内地的早期代表作是粤剧电影《搜书院》《关汉卿》(香港拍摄的粤剧电影数量颇多,论艺术质量和影响力度,则稍逊一筹)。正如罗丽在书中所说:“粤剧电影《搜书院》的拍摄认真严谨,镜头运用比一般粤剧电影要严谨和考究,叙事流畅,画面处理优美。该片1957年在香港上映时,曾在20多家戏院联合放映超过600多场,观众超过60万,取得了超过50万港币的票房,为当年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其后该片在中国华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放映时,亦广受观众欢迎。”(第142-143页)实际上,粤剧电影《搜书院》《关汉卿》的拍摄成功,可以说是粤剧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粤剧界领军人物马师曾、红线女的成功转型,标志着1950年代的“戏改”取得了重要成果,标志着粤剧艺术走上了一条以剧本为中心而兼顾演员艺术个性的健康发展的大道。

  罗丽指出:“电影《搜书院》的镜头语言贴近粤剧剧种特色,具有平民化、生活化的特点,采用了偏重写实的风格,无论从故事叙述到布景都比较写实,影片是在厂内搭景拍摄的,书院、后花园、柴房等场次都基本保留了舞台上演员的走位调度,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机位和取景多变,基本上都并非是照搬舞台的记录式拍摄,因此粤剧电影《搜书院》属于戏曲艺术片的一类。”(第143页)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电影《搜书院》既是粤剧的,又是电影的。它不是舞台呈现的镜头记录,用的是电影特有的镜头语言;它不是摄影棚内的纯故事表演,用的是粤剧特有的音乐、唱腔以及一些相关的可以适配电影镜头的戏曲程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搜书院》“又是电影的”,但它更是粤剧的。可以说,《搜书院》的舞台呈现是电影《搜书院》的基础,同样,《白蛇传·情》的舞台呈现也是当今热映的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基础,没有前者则何来后者?这是毋容置疑的。换言之,前者是后者的母体,是这一母体孳乳出《搜书院》及《白蛇传·情》的“粤剧电影版”;此外,“粤剧电影版”的《搜书院》《白蛇传·情》等则意味着如此这般的艺术处理使得粤剧母体在其孳乳的同时已然产生新变。故而,孳乳与新变是一体两面的。

  粤剧电视剧也是新事物,“回顾粤剧电视剧的创作历程,首开先声的是广东电视台实景拍摄的现代题材粤剧电视剧《春满杜鹃湖》,该片获得1984年全国电视戏曲短片‘进取奖’。这部电视短剧于1984年11月在深圳西丽湖度假村开拍,剧本由深圳粤剧团的现代题材粤剧《春满杜鹃湖》改编而来……”(第199页)换言之,这个作品是先有“舞台版”,后有“电视剧版”,后者是前者孳乳而来的。

  从已有的粤剧电视剧作品看,它们的基本艺术风格是喜剧,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粤剧舞台在近几十年里欠缺“丑角”的现象,对推动“丑角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当然,粤剧电视剧相较于粤剧电影而言,呈现为“碎片式”发展,还会有不少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艺术空间。

  就粤剧艺术的新的认知框架而言,粤剧相关影像作品(含艺人传记片、粤剧艺人访谈节目等)也是构成部分,具有辅助性质,拍摄工作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罗丽在书中重点论及两部作品,一是“红线女系列电视艺术片”,一是“传记片《平民老倌罗家宝》”。后者是中山大学粤剧粤曲文化工作室“粤剧粤曲老艺人口述历史研究”项目的一次实践,并成为一个范本。这一类的工作具有紧迫性,是粤剧艺术研究的重要一环;如今,红线女、罗家宝均已仙逝,就更是显得珍贵无比。

  《粤港澳大湾区戏曲影视发展路径研究》的内容较为丰富,并非一篇短文所能够阐述无遗。罗丽在写作此书时体现出粤剧史意识与辩证思维相结合的研究路数,史料、线索、识见三者并举,路径意识相当自觉。可以预期,粤剧是粤港澳大湾区不可取代的文化名片,其影视发展路径与舞台创新实践必将相辅相成,虽分途演进,但也会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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